雪域高原，蓝天、白云。在通往寺庙的路途中，朝圣者五体投地，一步一叩首。

    太行大山，松林，夜晚。在幽谷的密林中，长治日报的一名记者在艰难地行走。他要去大山深处采访一位山村老师，仅管他并不知道村在哪里，路在何方。

    朝圣者是在心灵上游走，以祈求天福。

    记者们是走在责任中跋涉，以践行担当。

    朝圣者以礼拜的形式，完结心中千年的执著。

    记者们把事业当作心中的神圣，实现着一个不变的虔诚。

    2007年初春，是长治日报创刊60周年。在60年一个甲子的轮回中，我们似乎更能把长治日报的报人们那虔诚跋涉的艰难和情怀看得更清晰，更透彻。

    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黄了迎春，绿了丁香……

　　风雨中多少次重头再来

    当我们怀着一份特有的热情和好奇，在长治日报60年的历史时空隧道中探寻时，在它的尽头，必然会看到一个小山村的一个院落。

    这个小山村叫金口村。

    60年前，1947年4月4日，在长治市郊老顶山下金口村的一家院落里，长治日报的前身——长市导报诞生了。

    村小，院小，报纸也小，而且是石印。

    没有人因为现代报纸编排印刷的高科技而看小这份石印的小报，而恰恰是以一种崇敬的心境来面对。

    长治日报社主办的《长治日报》和《上党晚报》共同被评为一级报纸，这是山西省报业中的惟一。“两报”在全国的报业族群中有着自己的特色和一席之地，不正是从这个山村小院的石印开始的吗?

    石印小报是个起点，是个充满生机、希望和活力的起点。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1945年秋，上党战役胜利结束后，长治获得了解放，说长治市是最早的解放城市之一，一点也不勉强。

    同理，1947年春，解放战争的炮声正隆，我各路解放大军正在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奋力拼杀，我们说，长市导报是最早回到人民怀抱的地级城市报纸之一，并不算夸张。

    历史赋予了上党盆地太多的开拓和探索的意义。

    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神农教种等等众多史前神话传说的生发，至今都令人心驰神往；三国分晋、秦赵长平大战的金戈铁马的背影，一朝回首，无不使人喘嘘不已；抗日的烽火使太行山真正成为天下的脊梁，千沟万壑是杀敌的好战场，为中华民族的不屈写下了亮煌煌的一页；著名的上党战役是伟大的解放战争的前奏曲，是那样的惊心动魄，而又张弛得当。

    再以后，“10个老社”的试办开创了中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先河，著名劳模申纪兰成为全国一至十届人大代表的惟一，白衣天使赵雪芳荣获全国首枚“白求恩奖章”，长治市被评为“魅力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等，都为上党盆地的这方水土增添了无尽的秀色和荣光。

    也许人们没有过多地留意过长市导报在金口村石印出版时是怎样的一个瞬间，但恰恰是在这不经意间，这张小报竟然进入到新中国城市报刊中的先躯和开拓者的行列。

    也正因为如此，这张小报要经历创业的风雨，担当与时代同行的使命便是必然的了。

    长市导报从金口村出发，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坎坷不平。

    长市导报开始为旬刊，发行一年后，于1948年4月16日即被停刊。这年夏天，长治地区经过著名的“鹿家庄整风”后，长市导报于7月17日复刊，由旬刊改为周刊。

    1950年长治市建制改为“长治工矿区”，长市导报便于9月更名为《工矿建设》。两年后，1952年8月，长治又恢复市的建制，《工矿建设》停刊。这一停，就是6年，直到1958年6月，长治市报以四开四版周三刊发版。1962年5月31日，长治市报出版了629期后再次被叫停。

    3年后，1965年6月16日，长治市报复刊。接下来便是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了。长治市报厄运难逃，被查封、夺权，导致1967年1月24日停刊。1969年1月25日，长治市报再次复刊。不幸的是，到了1973年3月11日又一次停办。

    1976年，“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尽头。这年元旦，长治报与读者见面。这张小报又走了8年，到1984年元旦，长治日报正式出版。

    长治日报从四开小报到对开大报又走了9年多时间，1993年9月21日，第一张对开长治日报正式面世。

    当然，长治日报从先期的石印、铅印，到现代化的激光照排、轮转胶印，也是穿越了漫长的时空，直到1992年12月16日才终于“告别了铅与火，迎来了光与电。”

    进入新的世纪，长治日报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机遇期，开办了上党晚报，并不断进行了自身的扩版，使之旗帜更加鲜明，内容更加丰富，读者更加喜闻乐见。

    当我们去梳理长治日报发展的关键点时，不难发现其中的几停几复，几易其名，无不是因为社会发展的起伏在影响着报纸的更迭和崛起。

    其实，这都是长治日报的财富。报纸一路走来，与人生是通理的，没有什么弯路和坎坷而言，因为我们是站在一个制高点上回望，才看得清来路是在什么地方才有了曲折，是在哪里有了跌宕，而这些，只是给我们平添了一种生命的豁达和愉悦。

    “海到尽头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长治日报一路跋涉，这一切坎坷和不平，不正是其中的应有之意吗?

　　你把阳光给了我把爱给了我

    2006年春，郭海亮同志上任中共长治市委书记不久，便到长治日报社看望编辑、记者同志们。他说，我是长治日报的忠实读者，市委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也许这句话说得太朴实了，竟使报社的人们感动了许久。

    如果我们拂去历史的浮尘，就能够清晰地看到历届市委领导对长治日报的重视和关爱。

    在长市导报的创刊号上，长治市第一任市长杨绍曾亲笔题词：“要老老实实反映材料，总结经验。”

    1948年7月，长市导报复刊，当时的主编是王树芳。他回忆说，每期报的中心、主要的新闻都要经过市委张书记过目和改动，清样都由他签字后才付印，即便在一个标点符号上的差错也不放过。

    于是我们记住这位市委书记，他叫张大英，广东人，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1959年8月15日，市委领导王太奎、王志明等同志去报社看望工作人员，并合影留念。

    1965年6月，长治市报复刊。出报的这一天，6月16日，当长治市报送到正在进行中的市委常委会上时，市委常委们无不感到新鲜和亲切。市委书记王景生久久凝视着“长治市报”四个字，欣慰地说：“总算有了自己的机关报了。”

    当时报社成立编委会，王景生书记亲任编委主任，并要亲自审读报纸每期的大样。

    1992年初春，市委书记光敏亲临报社，为深入山老区采访的记者送行。市长曹中厚为落实更新印刷设备的资金问题，到报社进行调研。

    长治日报扩版前夕，市委书记谢栓贵等领导同志到报社了解情况，指导工作。

    1997年7月，《长治日报·晚报版》试办时。市委书记阎爱英，副书记常福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史耀清等领导和报社的记者、编辑一起上街卖报，征求读者意见。

    2000年，市委书记吕日周抓报，更是别具特色。长治日报的舆论监督由此声名鹊起，一时洛阳纸贵。

    时任长治日报总编辑的王占禹同志曾在出版的《总编辑手记(下)——刀刃上的舞蹈》一书中，对这段时光作了较为祥尽的描述。他在《序》中直言不讳：“吕日周同志的霹雳手段令我震惊。现在回头算了一下，那三年时间里，《长治日报》批评了930多人，在全国地市报里，这是多么大的数字呀。”

    2003年7月11日，市长杜善学等领导到报社看望新闻采编人员，希望新闻工作者坚持“三个贴近”，不断做大做强我市的新闻事业。

    长治日报是中共长治市委的机关报，没有哪个市委领导不关注这张报纸。如果说历届市委领导中还有什么差异的话，那也仅是关注的方式不同而已。也正是在历届市委领导的关爱下，长治日报才越办越大，越办越好，终成一种景象。

    如果说领导的关怀是来自上层的话，那我们必然会看来自最基层的人们对长治日报的另一种关爱。

    2007年早春，我们在市交通局收费管理站的一所平房里见到了退休职工陈安根。他在1999年自己54岁时才开始向报社投稿的，那是他在姑娘早逝，自己一病6年后作出的一个选择。他至今投稿1532篇，见报687篇，最长的稿件1700多字，最短的是图片说明，仅有40多字。

    他很自豪自己的选择，最使他激动的是，2001年11月22日长治日报社社长王占禹亲自向他颁发了长治日报的“特约记者证”。

    他很衷情于自己的选择，自费去采访百岁老人，在襄垣下良被拒绝采访，赶出家门，吃不上饭，也喝不上水，但依然是乐此不彼，无怨无悔。

    同一天，我们去屯留县拜访了退休干部张志成。他和媒体打了一辈子的交道，曾在县委通讯组、县委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一直工作到退休。

    他是长治日报的审读评报员。他说，我评报是真评，每个月写2篇报评，从2000年至今，写有100多万字。

    他的报评，有很多篇章是用快板书的形式写就的，韵律朗朗上口，内容通俗易懂，要点概括准确，政策观点鲜明。

    他说他为党中央十六大以来的政策所感动，特别是党对“三农”的政策和支持力度，曾使他感动得流过泪。因为感动，所以有了《党为农民解十难》、《党为农民再充电》、《科学构建新农村》等等篇章见报。

    我们被他感动了。他有关节炎、腰椎病，一点也没有安享休闲的意思，反而为评报在灯下苦读，用圆珠笔衬着复写纸一字一字地书写着。

    他说长治日报不容易，连续6年在全省被评为一级报，全国报业50强中占据第12位，难能可贵，很是值得骄傲。

    我们说他更不容易，以辛苦去化解痛苦，追求人生的快乐和淡定。

    无论是历届市委的领导，还是基层的通讯员、评报人，也许因为社会的规定性，使他们有着鲜明的特殊性，但他们无疑是代表着老区人民对长治日报关怀和支持的普遍性。

    作为报纸而言，他们都是读者。读者是报人的衣食父母。长治日报社社长王占禹、总编辑弓德旺，在一篇联署的文章中用了一个标题，以此来表达对读者的感恩之情。这个标题是：“说句心里话，读者比天大”。

    道不远人，只须用心去行走

    2006年，人民日报·人民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安徽卫视·记者档案、南方周末等知名媒体联合发起“因为我是记者”有奖征文活动。

    国家级各大媒体以及各地方媒体的记者，纷纷拿起笔倾叙着自己记者生涯中最感人的事迹和最铭心的感受。

    在活动评奖时，众多知名媒体的大牌记者未能蟾宫折桂，原定的10名金奖9名空缺，获得这惟一金奖的是长治日报的记者郭震海。

    郭震海，就是在大山密林中艰难行走的那位记者。那是2004年9月2日，他要去平顺县石城镇黄花沟村采访一位名叫申增江的老教师。

    他中午坐班车到了石城镇，没想到从石城到黄花沟不但不通汽车，而且全部是野径荒路。他走到下午才看见一个小山庄，一问，才知道自己走的方向还错了。他在小山庄的农家泡吃了从石城买的两包方便面，继续去寻找黄花沟。

    他在大山里走着，没有村庄，没有行人，只有望不断的山，看不完的沟。夜幕降临了，四周的黑暗全都裹了过来，他却还在松林中走不出来。他的心收紧了，赶紧从树上折下一段树枝攥到手里，给自己壮壮胆。

    晚上9点钟，他看到山底一缕淡淡的灯光，欣喜地走了过去。有灯光的山村还不是黄花沟，而是枣林村。好在两个村离得不远，不多时，他终于叩开了申老师的柴门。

    他说他是记者来采访。申老师不信，不要说是记者，就是山外的人一般也很少来。他出示了自己的记者证。申老师给他拉了一碗面条，让他先垫垫饥。

    郭震海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天四夜，和申老师同吃同住、一同上课。

    申老师在大山里教了23年学，当下是拄着拐仗给学生上课。他的腰腿是因为晚上下了自学送学生回家时掉到沟里摔坏的。他往沟里掉过几次，已经记不清了，只是在疼得不行的时候曾去医院治疗过，但不等伤口愈合就要执意返回讲台。他说，我一住院，村上的孩儿们就没人教了。当然，他也没钱住院，女儿考上了学校，也只得拿着通知书辍学回家。

    郭震海被感动了，回到报社，连夜写出了通讯《高山红烛泪》见诸报端。

    这篇报道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长治六中免费接纳申老师的女儿入学，而且还请申老师到六中过了一个不平凡的教师节。长治日报社特地给申老师送去一辆残疾人专用机动三轮，好让申老师在站不动的时候也能坐一坐，走一走。

    郭震海在获得“因为我是记者”金奖时说，三贴近，贵在心贴近。

    从本质层面讲，媒体的新闻要新，要具有独家性，要能打动读者的心，就必须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所以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是因为有的媒体的有些记者已经有了浮光掠影、蜻蜓点水、走马观花的心理依赖，很难写出带着露水的新闻，很难把记者这个职业做到一种极致。

    长治日报是坚持着向极致的目标前进着。

    1992年1月8日，时任社长的董志智亲自撰写的关于申纪兰的长篇通讯《她是党的骄傲》在长治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一个多月后，长治市隆重集会，中共长治市委授予申纪兰“太行英雄”的光荣称号，在全市掀起了一个学习申纪兰精神的热潮。

    1992年2月28日，4名年轻记者正式启程，分两路深入到太行太岳老区进行采访。他们骑着自行车，行程5000余里，采访了11个县的196个乡村，发稿100多篇。

    我们曾见到他们在采访路上的一张照片，那是大雪纷飞，千里冰封。

    1993年6月28日，长治日报刊发了记者郭志刚和通讯员郝彦南采写的通讯《奉献是她最大的幸福》，报道了赵雪芳的先进事迹。

    通讯发表后，社会反响巨大。9月9日，中共长治市委作出了《关于向优秀共产党员赵雪芳同志学习的决定》。1994年4月23日，赵雪芳荣获全国首枚“白求恩奖章”。6月19日，长治日报以连载的形式隆重推出由记者、作家焦保红创作的全面描写赵雪芳事迹的5万多字的报告文学《托起生命的太阳》。

    《奉献是她最大的幸福》获得中国新闻奖三等奖。《托起生命的太阳》被多部文学集收入，并在北京举行了作品讨论会。

    “僻乡行”是由记者李福昌主笔的一个专访大山深处村落的栏目，行文优美，视角独特，很让读者喜爱。

    《走百村访百户》、《上党儿女风采录》、《上党儿女走四方》、《嘹望哨》、《啄木鸟》、《非典英雄谱》、“百名记者访百强”、“从井岗山到太行山”、“实施‘三三’战略、建设‘三个’长治一线行”等等专栏的开设和大型采访活动，都是长治日报对主流生活的生动报道，都是坚持“三贴近”取得丰硕成果的精彩。

    当然，其中记者、编辑们的艰辛不言而喻。2003年春，记者随同市领导到一线检查非典的防堵情况，深夜两点才返回报社。记者们连夜写稿，把新闻稿写就时，东方已现出一抹亮色。

    出版部的同志们连夜加班，甚至通宵达旦，奉献了无数个节假日和星期天。

    无怨无悔，是人们很熟悉的一个语汇，做到无悔也许不难，但要做到无怨，却不是件容易的事。长治日报社的记者们当谈起这些辛苦时，确实是毫无怨言。他们觉得作为人民的记者就该如此，只是自己做的还不够。

    不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记者们进工厂下山村，媒体就不可能采访到众多鲜活的新闻；如果没有记者、编辑们用心在笔尖下行走，报纸就不会有动人的新闻告知人们。

    如果我们再走进一层，走进新闻的背后，又能认识怎样一个新闻人的内心世界呢?

    2005年8月，中央“心连心”艺术团在武乡举行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大型慰问演出中，一个节目牵动着亿万人们的心。那是一张放大的数名儿童团员在一起的照片，时到如今，我们还能找到当年的儿童团员吗?

    令人兴奋的是，3位老人上台了。他们就是当年照片中的人!老人相逢，含泪相拥，使得天地动容。

    这个节目无疑给人们留下了无法忘怀的印象，但你知道，找到这3位老人的是谁吗?这是一名上党晚报的女记者，名叫许仲英。

    晚会演出结束了，但其中一位名叫杨虎林的老人却让许仲英放心不下。

    杨虎林是沁源县王陶村人，已经79岁高龄了，无儿无女无老伴，孤守三间旧房度日。难道这位曾经的英雄，就不该有一个安稳的晚年吗?

    许仲英带着现金、衣服、粮油去拜访老人了，想表达一个后来者的心意。

    她这样做过几次后，帮助老人成了上党晚报新闻热线部的集体行动。每月一开支，大家每人出20元钱寄给老人，把他作为确定的帮扶对象。

    许仲英觉得这还不够，从2006年10日起，开始向市、县民政部门多次反映老人的情况，以求支持。2007年2月，杨虎林老人终于成了沁源县民政局在册的五保对象，每年可得1648元优抚金。

    许仲英曾问过老人，你革命了一辈子，就不觉得那什么吗?

    老人指了指墙上挂着的曾在晚会戴过的大红花说，就个这，就够了。

    老人一句话，让许仲英哽咽在喉。

    许仲英眼下想得是，一旦老人卧床，需要有人侍奉床头的时候，我该做些什么呢?

    我该做些什么呢?我们该做些什么呢?面对社会，我们应当经常地问问自己，因为这是社会良知对记者、对全社会的人们所发出的心灵的考问。

    郭震海说自己是草根记者。许仲英说自己是平民记者。其实，只要是记者，只要是主流媒体的记者，只要是有良知、有责任心的主流媒体的记者，你就应该、也必须是用自己的心灵去丈量这个社会的博大，去真心地为这个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现在出发正是好时候

    2007年3月29，暖暖的阳光，微微的风。

    长治日报社的职工来到屯留老爷山，在“记者林”中挖坑植树，再添新绿。

    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老爷山曾是上党战役的主战场之一，我军同国民党军在这里进行过激烈的撕杀，烈士的鲜血浸红过这片土地。

    在这里植树造林，显然已经出了绿化的基本含义，更多的是一种革命光荣传统的教育，是提升记者队伍政治素质的教育。

    长治日报60年，一路走来不容易。

    现在的人们仍旧无法忘情当年创业的艰难。

    不说金口创办，不说“文化大革命”中的几停几办，即使是在1976年《长治报》复刊时，条件的艰苦也是今天人们难以想见的。

    社长王占禹当时是从一个企业的通讯组调到报社的。他回忆说，复刊时，报社是在旧市委常委院一户家属房里，只有三、四个屋，大家写稿、编稿都只能在砖块支起的床板上，坐得是几块砖头垒起的“椅子”，可干得是一股劲儿。

    历史的脚步到了1999年，《长治日报·晚报刊》要创刊，也是20几个人挤在报社7楼的一个小会议室里，没有电脑，没有采访车辆，稿子还是靠手写，采访全凭骑自行车。

    创业难，发展更难。

    2000年3月18日，长治日报《市场导报》正式面世。第二天，3月19日，长治日报《科技周刊》出版。8月1日《上党晚报》正式创刊。

    2002年1月1日，长治日报社“两报”自办发行正式启动。当天清晨，几十辆发行专车驶向各个发行站，标志着“两报”的市场运作机制已经建立和运行。

    2003年7月2日《长治日报·经济周刊》正式出版。此后一年间，先后推出了《农家周刊》、《人才周刊》和《晋周末》专版。2006年4月8日，《长治日报·新闻摄影周刊》出版，给了人们一个惊喜。

    2006年，“两报”发行总量超过6.4万份，报款总回款额超过1000万元，广告收入突破了2000万元。

    长治日报社从新世纪以来，连连有面向市场、深化报业改革的重大举措出台，并保持有良好的社会回报，这显然，没有大战略、大气魄、大手笔是不可想象的。

    2006年，《长治日报》、《上党晚报》分别获得全省一级报纸的“六连冠”和“五连冠”。这是对长治日报社不断创新、勇于进取的一个很好的标志。

    《上党晚报》常务副主编温学军告诉我们说：“晚报总编室主任叫张宏琰，自(19)99年晚报创刊到现在，没有请过一天假，(20)06年身体需要做手术，他还特意安排到了国庆长假期间。象这样跟老黄牛一样的人，你不评他当模范，都觉得是咱自己的不对。这样的人不当，谁当?”

    我们从弓德旺总编辑的年度报告中获悉，报社在定点扶贫工作方面，也是走在了同业的前面。报社记者在平顺北流滩村扶贫，打坝造地50亩，改良山羊1800多只，建了一个小学校，修通一条乡村路；在武乡下北漳村扶贫5年，建了37个日光蔬菜大棚，修好一条环村路，办了一个合作医疗站。

    从在老爷山植树说开来，一直到在山村扶贫，其实我们只想说一个问题，那就是长治日报社发展到今天的业绩，从内因的层面看，是因为有着一个好班子，有着一个好团队。他们的智慧、心血、辛劳，都已经包含在了一张张带着墨香的报纸里。

    事物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事业的成功，都必须有足够的准备。不要以为长治日报的发展，有着什么临时抱佛脚的诀窍。早在2004年，长治日报社为了对职工进行不间断的革命传统教育和“三贴近”教育，进一步打造一个能够适应新时期更高要求的高素质团队，培养出政治上强、业务上精、作风上正的采编队伍，编委会决定，在著名劳模申纪兰家乡的平顺县西沟村建立“立德立言立形象”传统教育基地；在上党发展速度第一村的壶关县常平村建立“创路创新创大业”发展教育基地；在屯留老爷山建立“身到心到感情到”三贴近教育基地。

    试想，如果没有对社会多重诱惑的拒绝定力，没有一心一意办好党报的炽热情怀，没有对报业发展内在规律的准确把握，能做出有这样深远意义的决策吗?

    2007年初春的一个傍晚，我们和王占禹社长面对。

    谈起报社60年的里程，他有着很多的感慨。他说，长治日报的发展，是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读者的热切关爱中，在一代代老报人的努力中成长起来的，至于报社本身，只有4句话8个字：“学习、敬业、求实、创新”。

    学习、敬业、求实、创新，这就是长治日报60周年虔诚跋涉的坚强信念，这就是长治日报60年风雨中的浩荡长歌!

    60年，弹指间。60年，不容易。

    长治日报又迎来了一个黄了迎春、绿了丁香的明媚的春天。

    不说淡泊，不说寂寞，只管背负人民的嘱托，时代的责任，向着新的辉煌，继续在征程上跋涉。

    春天，播种的时节。

    现在出发正是好时候!(刘重阳 郭思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