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和中国文学的成长壮大紧密联在一起的。同时，由于山西在政治、经济、地理和民俗等方面有自己的特殊性，所以，山西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又具有独特的地位和色彩。

    自远古以来，就有“女娲补天”、“愚分移山”等神话，流传于山西境内。这些神话体现了三晋先民坚忍不拔的淳厚精神，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世世代代顽强地奋斗着，劳动着。由此，也给山西文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作品三百零五篇。大部分是民间歌谣，小部分是贵族所作。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由当时的文人编辑成书。先秦时代通称为“诗”或“诗三百”；直到汉代以后成为儒家的经典，才称为《诗经》。《诗经》中的《唐风》与《魏风》是产生于三晋大地的民间歌谣。这两部分诗作共十九篇，在整部《诗经》三百零五篇中所占比例虽然不大，但内容却很广泛，很有特色。其中《伐檀》、《硕鼠》是两首脍炙人口的名篇，其余篇章也都有深刻意义，比如描写劳工受奴役心中不平的怨愤的《鸨羽》等。

    先秦散文，百家争鸣，三晋大地进入文学繁荣时代，山西文学史上出现第一个创作高峰，最具代表性的当推荀子和韩非。荀子的文章构思精到，层次清晰，强调人的能动性，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其中《劝学》、《成相》等篇，是流传下来的经典之作。韩非的主要著作是《韩非子》一书，这也是先秦法家以及理论散文集大成者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    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本书中的论说体，包括《五蠹》、《孤愤》、《八说》、《说疑》、《说难》等，笔锋泼辣，说理周密，逻辑严谨，结构完善，表达了他的政治立场、思想主张以及对社会的批判；而《内储说》、《外储说》、《喻老》、《说林》等，则是以“经”为纲，以“说”（故事）来解释经书的文体，还有一部分是民间传说与历史故事的汇集，具有浓厚的文学意味，往往是用夸张的手法，突出故事主人公的荒唐行为，达到讽刺当时一些政治、社会现象的目的。

    战国时期，山西被分为韩、赵、魏三国，其中有不少是记述发生在这三国的故事的，有些作品成为经典之作，一直流传下来，比如《触龙说赵太后》等，也丰富了山西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