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播出了太原市非法游医卞可心置许多产妇的母婴安全和健康于不顾，化名李红长期在太原城乡结合部从事接生、性别鉴定等活动，牟取不法利益。在调查中记者了解到，卞可心之所以赢得很多人的信任是因为她自称自己是妇产科大夫，而且能给人出示正规医院才可能具备的出生证明，作为一个游医，卞可心怎么就能获取到正规医疗机构才可能具备的出生证？她和正规医疗机构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幕后交易？危害社会的非法行医现象长期存在却得不到查处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根据记者的调查，卞可心在彭村一带为他人做性别鉴定、非法接生出现严重后果的情况已经发生过多起，齐昌军的双胞胎接生致残事情也已经过去了近6个月，几个月来，山西省一些媒体对非法游医卞可心的恶劣行为都陆续做了报道，然而时至今日，卞可心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仍然还在继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部门对卞可心的不法行为加以制止，这让齐昌军非常着急。

    4月2日，记者跟随齐昌军按照卞可心户口登记资料上的地址首先来到太原市杏花岭区解放路288号4号楼一单元3号，想调查采访卞可心的相关情况。随后，记者又根据卞可心机动车行驶证上登记的地址来到太原市桃园一巷15号楼一单元8号。虽然该房的住户表示不认识卞可心，但这个小区的一些居民却表示经常可以见到她。

    4月3日上午，记者以村民的身份拨通了卞可心的电话，告诉她在下元村有人需要做性别鉴定并引产女婴，不一会儿，这个所谓的李大夫就开着这辆晋AR2005红色哈飞路宝小汽车来到了下元村，就在到达约定地点停车的一刹那，万分警觉的李大夫对记者产生了怀疑，突然从记者身边疾驰而过，从此电话便没有了信号。

    记者采访卞可心的计划也因此泡了汤，但无论如何这次不成功的采访却让记者认识到，要想找到卞可心看来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只要有钱可赚，卞可心还是愿意欣然前往的。包括齐昌军在内的很多村民之所以相信卞可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不仅自称是妇产科大夫，而且还能给就医者提供正规医院才可以具备的出生证明和诊断书，关于出生证明国家是采取防伪标识、编号管理严格控制的，卞可心所提供的出生证会不会是假证？记者请省卫生厅负责此项工作的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处做了鉴定。

    根据齐昌军所提供的出生证编号G140374218和G140374219，卫生厅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两个出生证是从吕梁市的医疗机构流到太原的，而按照《出生证管理办法》，出生证只能在本地医院使用，出生证和出生医学证明专用章采取的是分人管理、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管理办法，加盖有医学证明专用章的出生证是很难外流的。卞可心如何能取得离石妇幼保健院的出生证？非法游医与正规医疗机构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幕后交易呢？记者到吕梁市离石区妇幼保健院采访了负责管理出生证的工作人员。

    据付晓琴讲，2006年10月，她和当时的离石区妇幼保健院院长宋国琴一起将编号为140374001至140374500的500份出生证取回后，一直是由院长本人保管的，直到几个月后宋院长才把出生证交给她。吴爱琴是离石区妇幼保健院专门负责管理出生证医学专用章的工作人员，记者采访时吴爱琴没有上班，院方几次打电话都没有联系上她，记者只能从离石区卫生局事故调查组提供的这份吴爱琴于2007年11月份所写的情况说明上了解情况。这份材料显示：2006年9月份，由于该院开展儿童体检，人员紧张，吴爱琴被临时抽调帮忙，同时出生医学专用章也被宋院长收回并亲自负责管理，直到2006年年底，宋院长才把章交还给吴爱琴。结合付晓琴和吴爱琴二人所说的情况，离石区卫生局的调查小组得出了一个结论。

    加盖有"离石出生医学"专用章的出生证究竟是不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段从院长宋国琴手中流入社会的呢？因为宋国琴已经于2007年12月份在事故调查期间突然病故，所以记者无法采访，但在吴爱琴为调查组提供的情况说明上记者注意到这样的内容：2007年10月份有人来调查此事，经过我和付晓琴辨认并对出生医学证明编号的推算，可以认定这些证明是2006年9月发出的，这段时间出生医学证明专用章不在我这里。而根据付晓琴的说法，这批出生证2006年10月20日该院才从吕梁市妇幼保健院购买到，怎么会像吴爱琴所说的于2006年的9月份院长管理公章期间就已经发出去了呢？宋国琴院长已经病故，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申辩的可能，但记者的调查却无论如何都不能因此而中断，两名当事人在情况说明上这个显而易见的矛盾不能不让人产生种种质疑，这样的调查结果受害者齐昌军表示难以信服，他希望有关部门能站在对社会负责的角度堵住漏洞、加强管理。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受害人齐昌军的眼泪始终撼动着记者的心，这眼泪中既有对妻儿的愧疚、对非法游医的憎恨，更有一种有冤无处申的无助、无奈和不解。从去年9月份开始，齐昌军就曾多次就此事向万柏林区公安局反映，可历时半年之久却始终没有立案侦查，而在这半年中，这位当地卫生局很难找到的游医仍在热心兜揽着她的生意，又不知有多少腹中的女婴被堕胎？有多少婴儿在遭遇不应有的厄运？是这些职能部门对这种践踏国家计划生育和人口政策的恶劣行为认识不足还是执法者麻木不仁、熟视无睹？而且为什么这些游医能够获取本来是在正规医院存档的孕妇信息而去上门服务呢？这之间是否存在着不可告人的幕后交易？我们又将如何探索一个打击非法行医的治本之策？我们将继续追踪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