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省晋中东南部的榆社县城迎春大街上有一座博物馆，馆虽不大，但在县城能有这样一座像模像样的博物馆也是品位的象征，更是文化底蕴深厚的结晶。当我们走进馆内的佛教石刻造像厅时，面对或站、或坐、或卧的佛像，无不被其传神的雕凿技艺所折服、震撼。曾有专家称其为：“榆社佛教石刻造像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颗名珠”，也是佛教发展、传承的灿烂之地。看着这一尊尊或大、或小形态各异的佛像，就如同进入了扑朔迷离的佛教世界，他们用肢体语言，把深奥的法理表现于一招一式，越千年而不变。他们从山野石窟、残垣破庙、寺祠地宫中，像当年赶赴法会一般，集聚到这里，给今人讲法，给今人讲史，展开了千年之间的沟通。石刻厅的开发，为佛找到了安身之所，也为后人认识佛教文化的奇奥和精深开辟了一处艺术与历史的窗口，正所谓：百佛厅中问道处，千年石刻有禅意。在古朴厚重的小城，阅读古朴厚重的佛文化实在是一件美事。

    榆社佛教文化遗存规模宏大

    榆社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山大沟深，林茂水长，是佛教发展优选的胜境。这是今人用现代的眼光来解读、追溯榆社佛教遗存广布的原因。境内名山、高山都建有窟、寺、庙、祠，真有名山都让僧占尽之势。小村有庙，大村有庙又有寺，旧时的县城由于寺庙林立，曾被誉为“小西天”。截至目前，现已发现有佛教石刻遗存的有26处，有的石窟佛像多达千余尊，大的丈余，小的几寸。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44处，其中有石窟、石刻22处，造像塔4处。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已收入馆藏300余件（尊），被盗卖流失的难以计数。走在榆社古老的大地上，不小心碰倒的是佛像，踩塌的是地宫。2001年，在福祥寺修缮中，发现一地宫，一次出土75件南北朝精美石刻佛像，轰动全国。2002年，在原大同寺遗址出土150件北齐至隋唐时期的石刻佛像和泥塑佛像，曾为我国佛教考古史上的一大盛事。光绪年的《山西通志》记有榆社十大名寺，其中对大同寺的记载是：“大同寺，在榆社县东南，永平十年建，内有阿育王所造舍利塔。”从建造年代上说，比洛阳白马寺还要早一年，应是佛教初传我国后首批建筑的寺院。据传和史料记载，大同寺内还建有真身舍利塔（即释迦牟尼舍利），其塔有二说，一说是阿育王所建；二是隋文帝所建，隋文帝为给母后庆寿，在全国兴建了百余座塔，其中有真身舍利的有21塔（有说19塔），大同寺舍利塔就是其中之一，并与陕西法门寺塔齐名。

    榆社的石刻佛像，从南北朝到明清时期都有，其中南北朝和两晋时期的居多，时间跨度很大。从一地便可揽历朝的石刻佛像发展史。细心人还会发现，出土于大同寺的佛像，大多是有佛头没有佛身，也可能与大同寺的消失有关。在我国佛教史上，曾出现过四次佛难，就是史书上说的由帝王发动的三武一宗禁佛事件。第一次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崇信道士寇谦之的太武帝，怀疑沙门会通乱民，有意谋反，在崔浩的怂恿下，于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断然下诏，焚毁境内全部佛像与经典，坑杀所有沙门（传教士）。第二次是北周武帝。建德二年（573年），经过著名的三教论争，宣布儒教为三教之首，废佛道二教，还僧尼三百万。第三次是唐武宗。公元843年，笃信道教的唐武宗，把国家经济困难的原因归咎于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于是在道士赵师真的怂恿下，下令拆毁寺庙4600座，还俗26万人，是中国佛教史上最大的浩劫，史称 “会昌法难”。从此，佛教元气大伤，国家形成尊儒崇道的局面。第四次是后周世宗禁佛。显德二年（955年）世宗诏令禁佛，全国共废寺院3336所，从此形成了佛教北方衰落、南方发展的格局。榆社大同寺究竟毁于何年？是否与四次法难有关，现在还无从考证。但从佛教出土时的情景和佛像见首不见身的反常状态看，可断定是法难的象征。因为传统的佛像雕凿构图造型共同点是，无论大小，力求整体完美，首尾齐全。但令人不解的是，那么多有大有小的佛身埋于何处？原址发掘既不见残身，也不见碎片，成为千古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