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太原举办一场“明星企业大型人才招聘会”。会上，英语问题再次引发关注。有招聘方对外语实际应用能力提出稍高要求，“人才”们当场露怯。有两家媒体如是描写：当西格里泉海公司领导用英语简单介绍公司时，竟有大学生怯怯地问：“可以说中文吗？”

    这场招聘会的主办方，省人才市场的信息联络部部长杜晓华说，这一天，来应聘的前后达一万五千多人，其中八成以上是大专、本科以上学历的毕业生。有一万多人起码学过10年英语。

    耗费巨大的财力和精力十年于兹，而后发现其能够实现的价值约等于零。“全民教育”式的英语，在多大程度上被运用着？学了仍然不会，学会也无处使用在多广的范围存在着？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人才招聘会现场,应聘者多,会英语者少

英语学习从小就开始了

　　招聘会上的困惑:“谁会英语”?

    现有的招聘分两种,一种叫劳务市场,一种叫人才市场。后者,一般是有大中专以上学历的人才可参加的;他们起码都学过10年外语,主要是英语。

    但省人才市场一层的工作人员小贾、信息联络部工作人员李牧、部长杜晓华都有共同感受:能够用英语说话、处理英语材料的人太少太少了。

    4月12日,省人才市场为省内大型企业办了专场人才招聘会,150家知名企业来设摊招聘,共6000个岗位虚席以待。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中高级职位,外语水平要求较高。这天从上午9点到下午两点5个小时内,有约1.5万人进场,而最后中高级职位上“达成初步意向”的仅50个。

    “初步意向”就是尚需进一步考察、选择,还没有最后敲定。那么2000多个“中高级”职位招到不足50人,其成功率之低令人吃惊。

    李牧说:“除一些特殊的专业知识不具备外,主要的、比较普遍的原因是英语水平达不到要求。”

    在摊位上,只要要求用英语交谈,敢上前的人就会大幅减少,转而改为围观。

    “他们的英语都学哪儿去了?!”——这一点,外国专家不明白,但有的应聘者另有理解。一位大学毕业生告诉记者:“我们从来就是这样学的。没人跟老外对鸟语,我们也照样考过四级。往后,就我们这水平,肯定还能过职称英语,也要上中级,上高级,我不也就是高级人才了?英语不就干这用的嘛!为啥非和老外叽歪才叫有用?你的英语咋学法?不是拿学位、上职称用的吗?”这位学生反问记者。

    于是,在职场上,招聘方问“谁会英语”,马上便有人咨询“要几级”。如果“会英语”是指CET考试结果,递简历者蜂拥而至;如果“会英语”还要求用英语面谈,“人才”们便呼啦作鸟兽散。

    杜晓华这样总结历次招聘会的现象:企业如果需要能用英语工作的人才,现在过了四六级的大学毕业生几乎都没这个能力。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可以会话,但往往不熟悉专业知识,而且来招聘会上的人也少。这是许多涉外企业招聘失望的重要原因。

　　三个知识分子的英语运用史

    学者如过江之鲫,用者如凤毛麟角,学习投入像无底黑洞;外语能力作为一项公民素质难以在现实中体现出来。即便成为所谓“高级知识分子”,英语的效用也微乎其微。

    太原师范学院的老教授阎定文说:“关键是在教学教研实践中,对绝大多数人无实际作用。英语成为一种‘屠龙之技’。而对于极少数的在自己研究领域需用英语的人来说,人事部门考的那种职称英语的水平又实在太低了。”

    阎教授是研究民间音乐的,他告诉记者,从1965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到现在退休后继续做研究,在40多年中一次也没有使用过外语。

    “唯一有一次,是去年内蒙古邀请我参加一个关于三弦的学术活动,我写了一篇关于蒙古三弦的论文。后来内蒙古师范学院的学报上要发,通知我加一个英语的论文提要。我请一个英语老师替我写了。”

    阎教授的职称外语是怎么过的?“我中学学的是俄语,1980年上副教授,1992年上教授,好像是考的英语,我也忘了考的啥了。总之就是做选择题,拿笔打对钩儿胡蒙,考了二三十分,上面一照顾,就过了。完全是形式主义。并不是我不认真。可我一辈子学的是琵琶和三弦,你说我学英语要干啥?”阎老师现在仍旧痴情于民间音乐,在山西祁太秧歌研究上成绩斐然。

    山西大学美术学院的仲丛惠老师是搞雕塑的,现行的职称英语要求让他深感困惑。“我不能说学好英语一点用也没有。它肯定会有一点点好处,可这‘点点’是多少,是否和巨大的财力精力投入成正比,这才是问题所在。”仲丛惠介绍,雕塑进入现代雕塑时代后,西方雕塑主流是搞抽象的、观念化的东西,这种雕塑深深根植于本土文化和作者独特体验中,可移译的东西非常之少。再者雕塑是一个视觉艺术,对一件英国的或美国的东西,他看见形态就足够了,雕塑形态就是最地道的交流语言,这里也用不着用英语去怎么讲。

    仲老师认为,如果是在美院搞雕塑史或雕塑理论研究的,学好英语对他就会很有好处。但另一问题是,如果有人研究雕塑史,他需用的就是美术专业级别的英语,职称考试中那种泛化的英语是水平很低,专业性很差的。

    记者的职业也被要求考职称外语。某报一位李姓记者说,他实际上既不会拿英语采访,也看不到国外同行的报道,“运用和交流”无从谈起。他本人从初中开始学英语,学到大学毕业,前后10年。当记者后,其职称序列中要求考英语,又接触14年。而他记忆所及“实际使用英语”的情形只有两次:一次是2002年,他在广交会上看到一群老外,他扬起手说了声:“Hi!”外国人礼貌地朝他点了下头。一次是2004年到平遥采访,见一群老外看不懂狐仙庙是供什么的,他主动告诉老外:“Fox,Fox　!”

　　英语普及后的奇异“成果”

    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直至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这一全民普及、数十年一贯式的英语教育尽管在现实中极少产生效用,但却在社会生活中留了许多“遗迹”。

    按某高校一名同学的说法,“有些英语还是能用得上的。甚至在社会上十分流行。”他举出三个例子:Fuck    You!    Ok!Yea!　

    “我记得初中头一次学英语,我们先关心的是英语怎么说‘我爱你’。等到能用英语写圣诞快乐、过年好和我爱你,我们对英语的热情也就此结束。原因很简单,除了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外,适合用英语去表达的场合太少了。它的唯一作用是学好了去考试。有两个同学曾经很认真地在课外也学习用英语交谈,但很快就收场了。明明生活在国内嘛,非要假装生活在国外。这种感觉很别扭,他们也很快发现再装下去会很傻。”这位姓任的同学谈起学英语的感受和经历来滔滔不绝。

    “撷取最最简单的英语表达法,来满足我们的尚奇好怪心理和崇洋心理,或者成为一些公共部门表示‘与国际接轨’一个形式主义标签,这是英语进入这个社会的现实机缘。比如有少数人会在生活中也使用Ok、Yea,有那通年不来一个外国人的小县城,街道标牌上也要标上‘某某STREET’之类。其作用只在于点缀,或装。”任同学用举例说明的办法生动地描绘了英语的现实命运。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还有一项不伦不类的“英语普及”副产品给人们带来了不便:许多日历牌子都把星期几印成简写的英语。这导致许多老年人看星期几时还得数是第几列。“这到底有什么好处?一个日历印上洋文就了不起了?”王某每次数天数等孙女回来时,总会向人抱怨。

    同样,小学生伸出两个指头集体高喊“Yea!”满脸尘灰的多功能牙刷推销员在手机里回答“Ok,Ok!”数年见不上几个外国人的小城市,每趟汽车进出站都要用英语播报一遍……这样的英语应用“成果”也让庞大的英语教育体系带上了几分黑色幽默意味。

　　“苦学10年,只等那天说声‘Hi’?”

    记者查阅到的相关资料表明,在“让国民掌握一门外语”旗帜下进行的英语教育,实际已成为由4套互不认可的教育、培训、考核考试系统纠结起来的庞大的经济产业。这4套系统分别为: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统辖的专业英语等级考试系统(设4级、8级),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统辖的CET考试系统 (4级、6级),人事部专业人员职称英语考试系统,外国专家局为企事业出国人员做培训的BFT考试系统。

    每套系统都有和个人切身利益挂起钩来的半强制性手段推行其“系统考试”,如和学位挂钩、和职称挂钩等。从而使上千万上亿的人去买书、参加培训、交纳考务费。网上关于英语产业规模有“几百个亿”一说,准确数字是多少,没有部门能给出具体答案。

    英语是作为要求“掌握一门外语”提高国民素质来推广的,但迄今没有具体机构对这项“素质”的适用性、实际效果以及“成本-效益比”作出评估和详细要求。

    据了解,我国的汉字扫盲标准为1500字,而高中阶段要求掌握的英语单词已为1600个。大学1-4级,教学大纲要求掌握英语单词4200个。远远高于汉语达到中等读写水平要求的字词量。

    在不具备英语使用氛围、也没有必须使用英语的客观要求的情况下,很少人能真正学会英语。而学好英语的人也未必就有机会用,最终致使这项能力退化。无论哪一种,都造成了时间、精力、财力的巨大浪费。

    对于英语能力作为一种“素质教育”的现状,有人提出了这样的困惑:“素质不是抽象的神秘东西,素质也要发挥出来、体现出来才叫素质。道德素质高能让更多人受益,思想素质高利于参透问题本质,英语素质具备了表现为什么?不能是学了10年英语,就为某一天碰上老外说一声‘Hi’吧?”

    而事实上,太多的人恐怕连“Hi”也没机会说。

    山西省 15万平方公里,3300万人,较为常住的高校外教才130多人,外专局联系的一年期的外国专家才660人。即使把这两个数翻上五倍,也抽不出时间和全省学英语的人每人说一声“Hi”。   记者 李旭东 资料图片 寇宁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