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良 李易书

    “柳氏民居”座落在沁水县历山脚下土沃乡西文兴村。我们因久慕其名人墨迹的书法碑刻去了几次，但每次之后对“柳氏民居”都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这便引起了我们对“柳氏民居”史进行探索的兴趣。但查遍县志，无详记载， 后经王良同志多次深入西文兴进行考查、访问。除仔细观察其现存建筑及其拆毁后的遗迹外，并跑遍了该村附近和柳氏墓区的塄头、地角。查看其散落的残碑、断碣。并在访问中遇到柳氏族人中一位年高九十岁的柳增寿和七十多岁的柳玉品老人，不仅听取了一些口头传说，且提供了几页柳氏族谱的断篇残页。所有这些便成为我们书写本文的唯一资料和依据。虽都是一鳞半爪，但从中也可略见端倪。因此提出如下几点粗浅的看法和有志于地方史研究的同志商讨：

    一、西文兴柳氏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后裔：

    从柳氏族谱的几页手抄残页中记有： “柳氏系河东世泽，吾一十七世末当民酷吏……唐末世祖，永州司马，贬叹格训，以照贤孙……”这说明该族谱为柳氏后人一十七世子孙所写，成文时间约在明代永乐年间。虽为柳氏后人记述，但从中可以看出西文兴柳氏老家便是河东人，在唐末时其世祖是“永州马”。查历史记载：“永州司马”，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史称，柳宗元也正是河东解州镇人。 唐贞元9年（793年）中进士，曾先后任集贤殿正宗、兰田县尉、监察御史里行《见习御史》。贞元21年(公元805年》顺宗皇帝即位，改号永贞（实际只8个月）。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王叔文执政，主张革新政治，“罢免贪宫”“迁后官舞女，宫娥600多人返家”等等。因而触动了贵族、宦官的利益。权贵们便勾结起来，先迫使身患重病的顺宗皇帝传位给太子，这年8月宪宗皇帝即位。改号元和元年《公元805年》， 先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次年被杀），和王叔文一样先贬后杀的还有王丕。因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哗陈谏、凌淮、程异、韦执谊等八人，都是协助王叔文积极进行政治革新的于众党人，均被贬为“边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者柳宗元开始被疑为“邵州刺史”，但行至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司马”（只相当于刺史的助手》。柳宗元在永州的十年间，写出了很多著名的文学作品，史称柳宗元为文学家。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春，“八司马”又被召回长安城。旧友重逢，同游玄都观，作诗咏怀。结果宪宗皇帝又把他贬至柳州任刺史，官虽大了一点，但地方却远到广西。只好“垂泪千行”走向 新贬所。

    柳宗元到柳州后，继续推行革新，发布政令，“革其乡法”，解放了数以千计的奴婢。对那些绑架买卖人口的现象，非常愤慨。亲自坐镇，打击非法行为。并写有《童区奇传》，塑造了区奇机智地和人贩子作斗争的英雄形象。他还非常重视农业生产，曾多次组织社会闲散劳力，开荒种地，开发大云寺。种竹种稻种莱，提倡植树打井，豢养家畜，使柳州落后面貌有 所改观。柳宗元在柳州四年，即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因性情抑郁，积劳病死任所。但因政绩显著，百姓爱戴，所以至今仍有“柳侯祠”和他的“衣冠塚”尚存。柳宗元还有两个史称即：“柳柳州" “柳河东”。根据以上情况可以断定，西文兴柳氏，确为唐代政治革 新家柳宗元的后裔，是从河东解州镇迁入西文兴的。 再从“柳氏民居” 现存建筑的门匾上看， 仍挂有“司马第”和“河东世泽”的门匾，根据现在已查知的柳氏官员中，无一人担任过“司马”的官职。这可能是已知柳氏在明代的第一个显赫人物柳琛或在柳琛之前为怀念其世祖“永州司马”，所以，以司马作府第的名称。至于“河东世泽”的门匾，则是柳氏在清代的官员柳芪中、柳茂源、柳春芳等在中状元之后，受皇封为“河东世泽”。金匾的匾额是清代才挂起的，而不是明代修建时悬挂的。但这两块门匾，也成为西文兴柳氏是河东柳宗元后裔的佐证。

    二、柳宗元的贬官遭遇是河东柳氏迁入沁水西文兴的主要原因：其迁入西文兴的时间约在唐元和元年11月到元和十年之间。

    解州柳氏是河东世家，且该地土地肥沃，交通方便，为什么要迁到一个土地贫瘠，交通闭塞的西文兴？如无特殊原因是不可能的。柳宗元在唐元和元年（公元805年11月开始遭贬，且是一贬再贬。加之“二王”先贬后杀的下场，自然会感到前景未卜。面对这一紧张情况，柳宗元也不能不考虑其亲属是否会受株连的安全问题，而有所嘱咐。所以其族谱残页所记“……贬叹格训，以照贤孙……”， 这是合乎情理的事。这一格训后面也记有“……中条道中，皇恩食邑，五谷为生，忠恕廉洁，忧国忧民，弃府始徙，盛名勿扬……”这些话虽为其后人追述，但却也概括了其世祖嘱言的要旨。意即搬搬家，种庄稼，昔日盛名不要宣扬。其中“弃府始徙”就是迁移的根据。当然，很可能在迁徙的开始，来不及搬迁，只是疏散暂避。在情况稍为平稳之后才陆续迁入西文兴的。既然柳宗元贬官的遭遇是河东柳府迁入西文兴的主要原因。由此便可判定柳氏迁入西文兴的时间约在唐代元和元年（公元805年）到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之间，特别是前三年。

    无论是从族谱残页或其祠堂碑记中都有关于“食邑”的记载。如“皇恩食邑，五谷为生”和“食邑中条道中四十五里”。食邑，原为先秦制度。即帝王把土地封给诸侯或王公大臣的封地。汉唐之后虽逐渐变更，直到清代却仍有皇帝封赐土地的现象存在。但无论怎样变更，封建社会的官吏，始终都占有着大量土地。除一些豪强、权贵以掠夺，圈占，霸占者外，一般是可通过买卖方式取得，以供养其亲族，这就是后来的庄田。从以上情况看，河东柳氏在唐代是有着皇封“食邑”。其座落在“中条道中四十五里”，所谓中条道中，是指沿中条山麓，西通晋南，东下太行的山间小道。这在当时是一条由河东通往河南的人行官道，也是唯一的一条通道。其中所提“四十五里”，也不可能是四十五个村落，而是指，沿中条山古道中约四十五里（即古时的行政区划，类似现在乡、镇一级）的范围内，都有柳氏的庄田。 在太岳支队南下后，沁南抗日县政府实行土改时期，焚毁地契时，曾焚毁过一本西文兴柳氏在东川一带有庄田、 山场的古老地契和家谱。在就现在西文兴柳氏家族的分布情况来看，除西文兴外，北沟、铁芦、下阁碑、土沃、上沃泉、南沟等地，都有西文兴柳氏的同族，且有柳氏明清时期的建筑物。从这些情况来看，河东柳氏在唐代即有“食邑”，其座落就在沁水西南部。东到西文兴，南到东川，西至上沃泉这个范围之内，都有柳氏 的庄田，山场。后因河东柳氏徙入西文兴，又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和亲族人口的繁衍，把原先的庄田，山场，分配给其亲族，成为各自的产业，归各自耕种经营。这不仅是西文兴柳氏现在分布的成因，而且也是河东柳氏之所以徒入西文兴的第二个原因。

    三、“柳氏民居”的建筑：

    1、“柳氏民居概览：

    (1)、 “柳氏民居”原貌示意图：(根据遗址及现存建筑意绘)如图。

    (2)、 “柳氏民居”是座落在一条南北向山粱的东侧。东靠西文兴河，南临一个小山沟。其东部的南北两端，因地势较低，所以有—砖砌高墙，下层是砖窑面朝村外，窑门外有走廊，约三米。上部为瓦房，面向西，建有木柱花栏、木雕过亭。只有中间一段，因坡度平缓，向东是走出村外的通道。 南部因面临山沟，所以有石砌高墙，上为建筑物。它的西、北部，因地势较商，也有砖砌高墙。这样在西北高墙之下，东二南高墙之上，便构成了一个太平台“柳氏民居”便建筑在这个太平台上。总面积为三十余亩。

    “柳氏民居”的建筑，基本上可分为两个部分。

    其分界线便是中部东西走向的外府小街。街的东端是文昌阁，阁楼下有西、北、南三通的砖拱门。可从一个平缓的坡道上向东走出村外。沿小街向西，有两个石牌坊，再向西即可走出村外，，从这条小街以南， 都是附属建筑，有祠堂、虞帝庙、文庙等。 文庙内设有圣殿，天子殿、小学堂、纸帛楼。这些建筑，除文昌阁和三台左抱，九岗右环的石拱座底，石柱为墙的门楼为清代建筑外，其余均为明代建筑。

    在村内小街以北，便是“柳氏民居”的内府区。其四周皆为建筑物的高墙，和部分围墙相衔接，形成了一个封闭式的大方块。其四角有小戏台、观河亭、尝景亭、府门楼。进入内府区只有两门可通。一是府门楼在西南角，座北朝南，门临村内小街；另一个门是东北角观河亭下的砖拱门楼，朝向东北，可走出村外。此外再无路可通。在内府区的北四府第与南两府第之间，有一条可通向四角，走遍六府，走出两门的环形路。内府区的主建筑，现存的有六个府第，其附属建筑如娱乐设施有：小戏台、观河亭、尝景亭、府门楼、闺秀楼，后花园等， 皆已拆毁或改建。其防护设施有铁丝网，警铃、地道等，基本上还在。

    2、现存的六个府第皆为明代建筑

    六个府第，基本完好，都有门匾。除“行邀天宠”“承德第”和“武德第”已知为柳氏明代官员柳騄和柳大武(其子为柳遇春)的府第， 这三个府第可确知为明代建筑外，其余三个府第，似乎存在着三个疑点：

    （1）、“司马第”：查遍了柳氏人物。 没有一个担任过“司马”的官职，为什么能出观“司马第”的门匾呢?我们认为：柳氏子孙虽无人担任过“司马"的官职，但其先祖柳宗元却任过“永州司马”按照封建社会惯例，可以子袭父爵，且其子孙本身也已名声显赫，为追念其世祖“永州司马”而挂起了“司马第”的门匾，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据此可以断定，“司马第”可能是西文兴柳氏，在明代最早显赫的第一个人物柳琛的府第。由此，也可断定“司马第”是明代建筑中，最早的一个府第。

    （2）、 “中宪第”与“河东世泽“两府： "中宪第”是“中宪大夫”柳春芳的府第。 “河东世泽”是柳茂中中状元后受皇封的匾额。但这两人都是在清代为官。那么，这两个府第是否是清代建筑呢?我们认为不是的。其理由是：从建筑的毗涟情况上看， “武德第”与“中宪第”原为一进两院的府第，中有高台过厅相通。绝不可能是明代修前院，清代修后院，这是其一。其二是，在柳茂中、柳春芳很可能是子承父业，名声显赫后，自然可以改换门匾。因此：可以断定“中宪第”和“河东世泽”的两个府第是明代建筑。只不过是柳春芳、柳茂中，在清代改修了—下门面，换了一下门匾，但绝不是清代建筑。

    3、从原建筑总体上看，有如下四个特点：

    （1）基本上是城堡式的规模，虽无城墙垛口， 但其北、东、南三面， 皆为高墙防护，下有石拱门可以出入，唯有西面是敞开的。据说，柳氏原计划要在西部扩建十三院，后因灾荒或其它原因，中途停工。就其内府看，内府区是全封闭式，只有西南角的府门楼和东北角的砖拱门可进出。内府区中有环形路，可通六府第。其外府第是半封闭式，西部为敞开的。

    （2）有较系统的配套设施：除其主要建筑六个府第外(原为四个一进两院的府第，其中两个府第的后院一为闺秀楼，一为后花园， 皆拆毁。现改为六个单院府第，基本完好），有较齐全的配套设施。有‘娱乐设施：如后花园、观河亭、尝景亭、小戏台等；有防护设施：如高墙、石拱门、铁丝网、警铃、地道等；有专供成年少女居住的闺秀楼，梳装台等；有教育设施：如设在文庙内的纸帛楼；有祭孔，祭天子设施：如圣殿、天子殿等；有藏书楼：如文昌阁；有祭祖设施，如祠堂等；有墓陵，在西文兴村东北约二华里的老坟沟，但墓已被盗，墓碑已散落在周围的塄头、地角。在九五年冬盗贼又挖开了柳氏驸马坟。

    （3）、就其建筑艺术和建筑质量上看， 有很商的工艺水平。虽都是砖木结构，但灰缝很细，粘性坚固。下为青石细纹基座，一砖到顶，虽经五个多世纪，却无一裂痕。每院皆为四大八小的四合院，唯北房是高台阶，宽走廊，立木园柱过厅，每两院皆相通。楼上皆为通廊。大门上有斗拱，勾檐、浮雕、门匾，木刻楹联。大门两则有石鼓石狮。最典型的是“司马第”和“河东世泽” “中宪第”石雕、木刻、碑刻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现保存完整。

    （4）、 以名人墨迹的书法艺术碑刻， 镶嵌在适当的墙壁上，用作建筑物的装璜，也以其内容来教育子第。这是“柳氏民居”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同时，也为我们保留了一部分书法艺术水平较高珍贵文化遗产。

    四、 “柳氏民居”的碑刻：

    “柳氏民居”碑刻较多。据现在所知，约有大小三十多块。大体可分三类：第一类为书法艺术碑刻，约占半数。其中有宋代理学家朱熹，明代文学家王守仁(阳明)名人墨碑刻两块，高约两米，宽约80公分。明代大书法家常州文征明的书法碑刻四块。明代曲江书法家方元焕的草书碑刻四块。明户部侍郎、吏部尚书阳城可乐山人王国光，明代内阁协办大学士田宜奄(史称田阁老）和西文兴柳遇春(柳柳泉)，三人同游历山舜王坪和黄土洞，（即黄道士洞，澗河西山崖壁）相互酬和的诗作碑刻两块。此外，还有王国光书写的石刻楹联，以及木刻楹联门匾等等。特别是朱熹、王守仁，文征明的书法艺术墨碑刻，却是北方见的文物，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这些碑刻，大都是镶嵌在建筑物的墙壁上(现已散落街头)。第二类为家训，祭祖或记事碑刻约七、八块，已随祠堂的拆除而散落各处。唯家训碑现存完好。第三类是墓碑，皇旨碑刻约十多块，全部在柳氏的墓区(老坟沟)，因坟墓被盗，碑记全毁，已散落在墓区周圆的楞头，地角。有的却是断碑残碣。但这却是书写本文的唯一资料来源。

    五、柳氏庄田、山场：

    从柳氏祠堂碑记和其族谱残页中，都有关于柳氏地产的记载：如“食邑中条遭中四十五里，万倾山林良田”这说明东起西文兴，西至上沃泉，南到东川山场的这个范围内，在唐代就是河东柳氏的“食邑”从柳氏一支徙入西文兴后，因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社会变迁，和其子孙繁衍，便逐渐分配给其亲族，大部分成为各自的产业。但明代永乐年间之后，因在外的官 者甚多，其庄日大有发展，但这时的地产不可能是皇封的“食邑”，而可能是通过买卖关系获得的。所以柳氏的地产，在明代全盛时期，那就不仅仅是“中条道中四十五里”。正如其碑记中所载： “家田千倾，路有万里，京归吾府，勿宿异性……”这里所说的京，不是长安，也不是指南京，而是指北京。因这一记载不是指明代早期，而是指永乐以后的土地产业。其中虽有文学上的夸大，但也说明西文兴柳氏，在明代的两个多世纪里，占有的土地产业是相当惊人的。据祠堂碑中记载： “产业阔大”就是真实的写照。且从北京到西文兴虽没有万里路程，却有一千多里，不论是步行或坐骑，起码也需有柳氏亲族经营的庄田三十多处，才能“勿宿异姓”所以，柳氏的地产，虽无具体数字记载，其大却想见。

    六、柳氏人物名录：

    现就其碑记上查到的八人摘录如下：

    明代六人：

    1、柳琛，字子源，河东廪膳生，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殿试三甲，治文赐同进士出身， 斯年与河东杨府千金，喜结伉俪，后貤沁。始修祠堂祭祖，再修文庙祭孔，（内设小学堂，纸帛楼），又建天子殷供奉当朝天子（在文庙后院北殿）。 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皇封子源为翰林。 据祠堂碑记载：“柳琛生性刚直，抱经纬之才，怀平治之术，凛乎有豪杰之风焉，夫妻和睦，与人为善，广行阴陟， 对奴仆待之宽恕，对邻朋赈济岁饥，主仆近如兄弟， 邻朋亲如家人，修行修道，一恶莫作，众善奉行，天赐以福，封官进爵，降于四郎：柳森、柳松、柳梅、柳桧。

    2、柳騄，宇云程(公元1458——1544)，明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沁水廪膳生，治诗中庚子科进士，朝考授官承德郎（正四品）。因诗文出众，深得宪宗宠爱，恩赐承德郎“行邀天宠"金匾。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卒子京城。 世家皇帝恩赐承德郎“丹桂传芳”金匾于西文兴柳府。同年十月（公元1544年），沁水知县程南，县丞扬言， 随同钦差提督扬守议，巡按山西检察御史齐家道等亲赴西文兴为柳騄修造石牌坊一座(即现存“丹桂传芳”牌坊，保存完好）。据考：柳騄为柳梅之子。

    3、柳儇，字维忠（公元1487——1557），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沁水县廪膳生， 治文中甲子科进士，系柳騄之子， 曾任江南南京刑部员外郎等职，嘉靖三十六年谢世(公元1557年），终年71岁。

    4、柳大武，宇宏志(公元1503——1550），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入国子监，十一年（公元1532年）中壬辰科武状元，(系柳儇长子）皇封武德骑射（正五品），任京城（北京）总督。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鞑靼寇大同，大同总兵重贿鞑靼，求其绕道别处进兵。不日，鞑靼兵临北京城下， 北京总督柳大武率兵抗击，因严嵩当权，不让守卫北京的军队抗击，不发助战。柳大武终因寡不敌众，授首疆场，终年四十五岁。

    5、柳大夏，字宏云（公元1513——公元1587)，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治医赐进士出身，奉旨进京，任北京医学训科，万历年间告病乞休，万历九年（公元1587年)谢世于柳府，终年78岁，系柳儇次子。

    6、柳遇春。宇时芳，号柳柳泉， 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由保正柳承佩、杨泽保举， 治易经中丙午科进士，系柳大武之子。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因其父柳大武疆场授首之后， 世家皇帝恩赐柳遇春“青云接武”金匾，封柳遇春任陕西巩昌县通判，补陕西同州知州，，曾任山东宁海知州，并奉旨建造“青云按武”的石牌坊一座。

    清代两人（知县一级不记)：

    1、柳茂中，字仲泉，为国学生，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治文中壬申科状元。 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仁宗皇帝，驰派钦差，亲赴西文兴柳府传旨，御赐“中宪大夫”柳芪中、柳春飞、 “承德郎”柳茂源（正四品） “河东世泽”金匾。

    2、柳春芳，字子通，沁水廪膳生，清嘉庆10年公元（1810年），治诗中庚午科进士，与柳茂中同时受皇封为“中宪大夫”(正四品)。

    以上二人，代际关系不详，此外，柳氏人物是否只是这几个，不是。因这几个是根据碑记有完整的记载而摘录的。还有柳林，宇润齐，甲二级进士，曹任翰林；其子柳黄甲墓碑有皇旨碑刻等，因残竭碑块无从考证，诸如此类甚多。再加，柳茂中是国学生，他既然是有条件在京城国学读书。其亲族必然有人在京为官，然而是谁，却有待考证。

    七、西文兴柳氏的盛衰：

    西文兴柳氏，是由于唐末“二王八司马”事件，其河东世祖“永州司马”遭贬之后才由解州徙入西文兴。这一时期，也正是衰落时期。柳氏遵其世祖所瞩“盛名勿扬”，当然是过着隐居半隐居的生活。从唐代元和到明代永乐，约长达600多年之久， 经历了唐末、五代、宋、辽、金、元、明等七个朝代的战乱变化。柳氏也从其“永州司马”的世祖起，在西文兴繁衍了一十五世，（柳琛为一十六世）。虽其族谱中记有“吾一十七世，未当庶民酷吏……”（其族谱的作者为一十七世，系柳琛的子辈柳梅所记），那当然是在这长达600多年里，是代代有官，但却无任何记载，似乎是默无所闻。．所以这一时期是西文兴柳氏的衰落时期。

    西文兴柳氏的全盛时期是从明代永乐年间(公元1403年）到明代天启年间(公元162年）， 经历了长达约224年之久。明朝总计约276年，而西文兴柳氏却兴盛了约224年，包括了明代大部分时间 。 从柳琛起到柳遇春止，连续六代有七人为官，基本也是代代有官。这七人中，除一名武状元之外，其余皆为进士出身。其中除一人因行医成名，调京赐进士，授封医学训科的官职，可以说是自学成才者外，其余皆为科班出身；都有真才实学。有人说“西文兴的官可能是买来的”是毫无根据的。所以，现存的六个府第，文庙，学堂。祠堂，石牌坊等，皆为明代建筑。其“产业阔大，资产充足”，正如其族谱中所记： “家田千顷，路有万里，京归吾府，勿宿异姓，”其田产之多，便可想见。且沁水知县程南，县丞扬言， 随同钦差提督杨守议，巡按山西监察御史齐宗道： 钦差巡监山西等处监察御史王抒，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张文奎，右布政使葛守礼，命事李秦，程缓，江南南京刑部员外郎前泽州知州朱舜民，曾亲赴西文兴柳府传旨，为柳騄御赐“丹桂传芳”的石牌坊。其名声的显赫，亦可想知。类似这样的兴盛，却延续了长达两个多世纪。
    柳氏第二次衰落，大约是从明末崇祯年间(公元1628年)到清代乾隆年间(公元1796年》， 历时约一个半世纪。其原因主要是：一、明代的衰亡，清代的建立，改朝换代的战乱时期，兵祸连结，灾害严重， 连年歉收，饥民遍地。 柳氏虽也曾开仓“赈济饥民”，但佃户交不回租子，其粮仓余秣，也是不会十分丰富。即便有在外为官者，也是“无及府膳”。虽有“柳府被抄”的传说，但多数人说“柳府被抄”是个讹传。因明末义军李自成的兵马，从西入沁，路经南阳到后马元村时，听说西文兴有个柳氏旺户，便派人去抄家行至羊茹村，因石岩挡路，探马不能前行，便绕道向西进入汉封村，当时汉封村也确有一刘家(刘杰，成化已酉科进士)旺户，因此把“汉封刘府”当作西文兴“柳府”误抄，即返回后马元东去。所以柳氏的衰落是由于天灾和改朝换代的战乱，而不是被抄。

    柳氏的第二次兴盛时期，大约在清代嘉庆年间(公元1796年)，到道光末年（公元1850年)， 延续时间，仅仅是半个世纪，虽也出过一个壮元和两个进士，皆官封“中宪大夫”，为正四品官，但也仅此三人，所以柳氏从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起，又整修祠堂、文庙、门楼，增建文昌阁，和“三台左抱”“九岗右环”的石拱门搂，又为祖坟树碑等工程。据说设计规模较大， 但扩建部分还没有动工便停了下来。 至于“京归吾府，勿宿异姓”的地产，虽无详记载，恐也随着明代的灭亡也不复存。所以，这一兴盛时期。除一些附属建筑略有增补外，其家景已远非昔比。

    柳氏的最后衰落时期， 大约是从咸丰初年开始(公元1851年)，到光绪年间(公元1875年），历时约二十多年即走向了衰落的低谷。此后，便由官变民， 由富变穷，其客观原因是连年灾害，颗粒不收，“饥饿子孙，皆不能谋其生，保其身，况吾盗墓会焉，能站立斯年，腐温堪，东川田地：山场大半典格……当时如蜩螗沸羹，千均一发……斯种状态大约二十余年……”(祠堂碑记摘)，其主观原因，据传说是子孙的不肖，坐食山空(现有碑文记载)。柳氏后人柳小遂，柳小林(西文兴村)，柳小毛(铁芦村)，柳小会(上阁碑村）拆房，卖地，盗墓，抽大烟，不劳动。卖光了家里东西，便卖房卖地，没人要房，便拆房卖砖(现 有柳氏二十六代孙可证)。

    八、对西文兴柳氏的历史评估：

    西文兴柳氏，其世祖是唐代河东“永州司马"柳宗元，他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一位文学家，而且从“二王八司马”事件中可知，也还是位政治革新家，他留给其子孙的‘贬叹格训”，尽管是其后人所述，但也基本上概括了他嘱咐的原意，最后形成了柳氏家训碑记的主要内容：“……世代为官而勿贪，产业阔大而勿霸，金仓银财而勿欺，驷马之门而勿淫……以国为忠，以族为孝，以德为邻，与人为善……成名勿宣门庭，得志勿忘饥民……”。基本上是属于封建社会各个历史时期应共同遵守的社会公德方面的内容。柳氏除以家训碑记形式教育子弟外，而且以名人墨迹，写出一些以封建社会伦理道德为内容的箴语、格言的书法艺术作品，刻成碑记，镶嵌在适当的墙壁上，形成一个对子弟进行家庭教育的环境，以收到潜移默化的功效，这说明柳氏是重视家庭教育的，同时，对学校教育也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柳氏在明代的第一个人物是柳琛。他幼年读书是其亲族接往解州老家，寄托老家亲族照顾上学的。当时的西文兴可能没有启蒙的小学，直到柳琛在河东中进士，结婚之后才荣归故里。便建祠堂，修文庙，办学堂（设在文庙内)。所以，从柳琛之后，就不再让其子孙出外启蒙，因而西文兴才有了沁水的廪膳生员。后来便出现文、武壮元的两人，中进士的六人(远不止这几个）。值得一提的是，柳大夏的医道超凡，救济活人， “广行阴陟”，皇恩赐其进士出身，进京出任医学训科，他万历年问告病乞休，将其艺道传于后人，迄今为止，柳氏后人，家门传医，造福百姓的祖传医师还有十多人。如柳茂荣、柳茂珠、柳茂江等。所以，柳琛是一个颇有远见的人物。柳氏在明代能出现长达两个多世纪，延续六代的辉煌时期，这与柳琛建立良好的家训家风及其重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分不开的。

    据碑记和《沁水县志》记载： 柳氏也曾为当地百姓，做过几件好事：一是，明万历年间灾荒严重， 柳富春捐谷500石。二是，清嘉庆九年灾荒遍野， 民不聊生，柳春芳开仓放粮万余石，赈济七个村的村民(摘自《沁水县志》大事记部分）。三是，清光绪三年左右，，曾两次以“余仓粮秣，赈济饥民”，迄今还仍广为传颂。这在封建社会的官员中说，也确是难能可贵的。在当地群众中，也没有发现柳氏有任何恶迹流传。这也反映了柳氏基本上能够恪守“得志匆忘饥民”的嘱训。

    柳氏在明清两代的八个人物中，除有文、武状元各一外，其余皆为进士出身，都有真才实学。只有柳大夏可以说是自学成才，因行医成名后，被调京任"医学训科”，年老乞休，终年78岁。这说明柳大夏的一生是做“济世活人”的事业。无论在乡在京，自然会受到群众的爱戴，虽无所记，但可想见。至今柳氏族中仍有十多人行医，他们仅非科班出身（非正规医学毕业)，都说是“祖传”，这就是由柳大夏开始传至今日的。另外，柳大武在中武状元之后，任北京总督，相当于省一级最高军事长官，于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因鞑靼寇京。他为守卫北京， 寡不敌众而授首疆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柳大武是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民族英雄。从柳氏碑记中，对柳琛的为人也略有记载： “生性刚直，抱经纬之才，怀平治之术”， “对邻朋赈济岁饥，主仆近如兄弟”。所以：柳琛不仅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而且，也是一个有较高道德修养的人，其余几人，大都在外作官，如：柳騄、柳儇皆卒于任所，所记甚简，也无从了解。但从总的方面说，柳氏人物虽无显赫的政绩，但都受过皇帝的封赐。也无主要恶行。从柳氏官员在家乡的交 往上看，除有两次钦差到西文兴传旨时有沁水地方官员 陪同，但这是奉旨行事不得不来者外。其余似乎是与地方官无甚往来。有记载的却是柳遇春曾和明吏部尚书阳城王国光，内阁协办大学士田宜庵，三人同游舜王坪，黄士洞相互酬和诗作的活动。其次是柳遇春和 沁水另外两进士三人（三进士)，给龙泉寺（杏峪）合写过一块碑记的活动。再从柳氏现存碑记上看，有 宋代朱嘉，明代文征明、王守仁、方元换等名人书法墨迹碑，这些迹象，可以说明柳氏所交往的多系“文人墨客”，却很少和地方官员往来，这是否为柳氏有洁身自好之癖，不善于和地方官员绅士应酬，因而可能成为西文兴柳氏，虽在明代显赫过两个多世纪， 但在本县却是默无所闻之故。

    从历史的角度上说，西文兴柳氏，既具有着良好 的家风，也有着较高的道德修养，既给人民做过一些好事，也没有过分的贪霸恶迹，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文化遗产。但柳氏因占有着大量的土地， 以地租方式经营，这当然是一种剥削行为， 属于社会制度的罪恶，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九、“柳氏民居”列为保护文物的意义及现状：1981年沁水县人民政府把西文兴“柳氏民居”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柳氏民居”为省级重点文物，同年八月，晋城市人民政府也竖起了“柳氏民居”的保护标志。这说明党和政府是非常重视文物保护工作的 “柳氏民居”所以列为省级文物而加以保护，其意义在于：它不仅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建筑艺术的高水平，；而且也为我们保留了宋明代名人墨迹碑刻及书法艺术的文化遗产。同时， “柳氏民居”的文物本身，就是一部研究地方史，建筑艺术，碑刻艺术，书法艺术，伦理道德等多学科的宝贵资料，有待于我们去挖掘整理。也需要我们有关部门加以保护和利用。

    但作为文物，他的保护现状如何？根据我们多次进入西文兴见到的却是：房屋可以随意改建，拆毁，碑刻到处散落。有垒鸡窝、猪圈、牛槽、塄头、地角、铺地面等，如明代文征明的书法碑四块， 现有两块已无下落，还有两块铺在小学校的地板上， 当踩脚石，至今无人间津。朱熹和王守仁的书法碑刻，至今散落在农民的院落代替饭桌。出现这种观象的主要原因是：

    1、乡、村干部认为是县里的事，县里的主管部门认为是省里的事，省里主管部门则是鞭长莫及，不了解下情，因此，无人过问。

    2、文物保护的范围和具体内容，没有明确规定，群众只认为既然是“民居”，只不过是几座房子，坏不了塌不了就行。其它的如碑刻，楹联、石雕、木雕等则不属于“保护”的范围。加之群众对“文物保护”意识差，素质低，认识不到这些文物的历史价值。

    3、 “文物是国家财富”作为文物的房子却是私人财产。这二则是矛盾的。这个矛盾没解决，就以各自按照各自意愿改造，折除，谁也管不着，谁也不管，长此下去。西文兴柳氏民居的面貌全非，完全失去了历史价值。值得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呼吁各级主管部门，为抢救西文兴文物赶快采取措施，如果不然的话，省级重点文物将会转化为垃圾废墟。如果有关部门能出面协调，资助一点， 乡、村筹措一点，村民自己拿一点，把散落的碑刻集中起来，建一个柳氏碑林，再把现存在建筑物上的人物、鸟兽、花草、传说的木刻和匾额油漆一遍，并加以保护，可为历山旅游区一个非常壮观的人文景点，这样，当地人民既可从中受益，同时也能加强该村居民们自觉保护“柳氏民居文物”意识。这样投资小，见效快，意义深远，利国利民中。同时，也符合我县“369工程”战略决策的客观要求，望有关部门慎重考查，并利用这一古文化资源，为拓宽历山旅游事业增添一簇。综上愚见望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