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坚守二十二年的考古队长，于夯土与星象间，揭开人类最早观象台的谜题；一位考古技师，用画笔与手铲，破译藏在“彩绘漆木杆”里的“地中”密码；一位土生土长的襄汾老者，在祖辈相传的“尧窝”与“蛇馍馍”里，读懂了文明基因的流传；一位年轻的考古人，接过前辈的手铲，在坚守中续写“最初中国”的探索篇章……
7月1日，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揭牌仪式举行，4位与陶寺有着不同“牵绊”的考古人、学者现场讲述“我和陶寺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是陶寺从沉睡到苏醒的见证，是文明从传说到信史的实践。让我们循着他们的讲述，走进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共赴一场文明探源之旅。
叩问大地，也仰望星空
何努曾任陶寺考古队第四任队长，二十二年光阴里，他扎根这片黄土，亲眼见证陶寺从麦浪起伏的田野里一点点苏醒，重现四千年前王城的恢宏气象。
在何努看来，陶寺考古发掘中最重要的发现便是陶寺观象台——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早的观象台，它不仅定义了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更精准观测着二十个节令，是陶寺先民仰望星空、丈量时光的旷世杰作。
陶寺观象台的发现绝非坦途。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启动。那年春天，何努接过领队之责。
文献中记载，“尧都平阳”在临汾一带，《尚书・尧典》的满篇星象历法，让何努深信这片土地下必定埋藏着观象的殿堂。
可它究竟在哪里？他们决心有目的地寻找。当时陶寺已确认早期和中期的王族墓地，但墓地附近的三角形区域，始终找不到方向确定其用途：在这片遗址平面上，13个夯土块呈弧形整齐排列，组成半圆环形夯土台。经过分析认为，这些夯土块是遗址柱基，推测原先这里是石柱建筑。可它们究竟有何用途？是房屋、墙垣，还是另有玄机？困惑如迷雾笼罩着众人。
何努想到了好友武家璧，兼具考古与天文学知识的他或许能解开谜题。他将勘探情况和平面图发给武家璧，提出猜想：“这会不会与东边的塔儿山有关，用于天文观测？”如果真是这样，观测点又在哪里呢？
随后，他们用钢架模拟柱缝进行观测，两年间逐步验证了其观测功能。此时，武家璧的回复带来曙光：“这些柱缝的光线似乎交汇于一点，古人会不会就在这个点上观测日出？”一句话如惊雷破晓，指明了方向。
方向已明，剩下的唯有坚持，考古队开始了“逐日之旅”。大半年里，他们一次次站在不同预设的圆心进行不间断测试，终于找到了先民们观象授时的位置 ——向下一挖，便发现了观测点的夯土基址。
这座观象台是夯基石柱与观测圆心共同组成的，是四千年前，先民通过观测初升的阳光穿过不同柱缝后显示节令的授时精密仪器。它凝聚了先民的智慧，证明了古人对时间的掌握，以此指导农事，为后续农耕文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作为考古人，何努很荣幸能够参与中华文明的发掘、解码与传承，也相信一铲一刷坚定且持久的考古精神一定会代代相传。
一位“画家”的陶寺考古四十年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师冯九生，是个地地道道的临汾人。原本他对考古并不感兴趣，更想当个画家。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山西招募会绘图的技术人员，这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成了考古工作队的一员，从此与考古和陶寺结下不解之缘。
2002年，在何努队长的带领下，冯九生负责发掘陶寺遗址M22中期大墓。在接近墓底2米时，他一铲子刮过，土层上浮现出一块粉色、像蝴蝶的痕迹。陶寺出土的文物大多是灰色，这让冯九生不敢大意。继续往下发掘，一根有粉红、石绿、烟黑三种颜色色段的漆木杆直立在眼前。
4000多年前的器物仍有如此鲜艳的颜色，直觉告诉冯九生，这是件非常重要的文物。他和同事小心翼翼地把它移回整理室，用几个月时间一点点清理出这根比他还高的“彩绘漆木杆”。
此后几年，这根漆木杆的用途一直是个谜。直到 2009 年，中国科学院古天文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推测其可能与日影测量有关。考古队开始在古籍中找寻答案。
《周髀算经》记载“夏至日晷，尺六寸，即为地中。”冯九生和队员们猜想，这个“彩绘漆木杆”会不会就是测量“地中”的仪器呢？如果是的话，和它配套使用的又是什么呢？他们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墓地出土的另一根漆木杆。
时间到了夏至日，考古队拿着复原的两根漆木杆来到陶寺观象台验证猜想。日影缓缓移动，正午时分，日影定格在漆木杆第11格刻度，现场瞬间沸腾——因为这个刻度长39.9厘米，合陶寺时期的长度为1.6尺，正好印证了古籍中记载的“地中”。
“地中之都、中土之国”，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漆木杆”不仅是一个文化符号、王权的象征，也更让人们看到中华民族紧密团结的向心力。
回首过往，冯九生在发掘陶寺的过程中画了1000多幅图，儿时的画家梦在一次次对陶寺遗址的绘图中得以实现。如今他虽已退休，却仍以顾问身份参与陶寺遗址的保护、发掘和利用工作，在陶寺这个与他生命紧密相连的地方，继续探索与热爱。
我们的根脉与骄傲
70岁的襄汾县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高建录是临汾襄汾人。自小在塔儿山下长大，听老人们讲着当地的故事，让他心里总装着些想不通的“怪事”：为啥大家把太阳叫“尧窝”？清明节的馍馍上为啥总有“蛇娃子”（叫“蛇馍馍”）？当地人们传唱的《击壤歌》，擅长的敲锣打鼓，春种、夏收的时节，还有王云、兴光、小王这些村名，似乎都藏着玄机。
直到陶寺的黄土一层层被揭开，高建录才明白，这些日常念叨的事物，全是老祖宗4000多年前创造的文明。
考古队的铲子挖开的不仅是黄土，也为襄汾人寻回了文明的魂。
作为尧文化的爱好者与研究者，高建录渴望和考古队员一起探索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弄清“我们从哪里来、怎么来”。陶寺遗址的考古成果，让他看到远古并非蒙昧，而是早已闪烁文明的光彩。
从2004年第一次到来陶寺遗址，二十年间，高建录往陶寺跑了上百趟，走进考古工地看发掘出的宝贝，向专家请教探方和文物中隐藏的文明密码，陪同外地客人参观并讲述陶寺的故事。他还主编出版了《崇山志》《帝尧传说在襄汾》等著作，创作发表了《古中国从这里走来》《塔儿山的光芒》等文章。
如今，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揭牌，人们随时能走进这片土地，感受“最初中国”的模样。70岁的他，仍想在有生之年为陶寺多做些事，目前正与朋友撰写《走进陶寺》，想用文学笔法讲述每件文物背后的故事，让更多人听到陶寺的声音，看到陶寺的气象。
在岁月沉淀中守护文明根脉
陕亚斌是陶寺考古队的“95 后”队员。打记事起，他就常从爷爷奶奶口中听到关于“尧帝”的古老故事，这些传说如同血液流淌在他童年的记忆里。正是这份浓厚的兴趣与热爱，指引他2015年考入陕西文物保护专修学院考古发掘专业，踏上探寻文明源头的人生之旅。
大学期间，一张1984年陶寺遗址出土的灰陶扁壶照片深深震撼了陕亚斌。4000年前的两个朱砂铭文跃然其上，如同黎明前的第一缕曙光穿透迷雾，也点燃了他对陶寺、对中华文明源头探索的无限渴望，他与陶寺的故事便从这时开始。
2018年秋天，怀揣着这份渴望，陕亚斌如愿加入陶寺考古队，真正开始了与这片古老热土朝夕相处的发掘工作。
田野考古远不止揭开历史面纱的浪漫与欣喜，更意味着日复一日与自然的角力、与未知的较量，这才是考古人的真实战场——用血肉之躯对抗时间尘埃，用毕生坚守，寻找一个文明的答案。
夜深人静时，疲惫也曾让陕亚斌动摇。但陶寺考古前辈们的身影如明灯，驱散了他心中的迷茫：何努老师在观象台遗址前彻夜推演，用4000年前的日出线印证《尧典》中“历象日月”的记载；高江涛队长二十载扎根黄土，带领他们厘清280万平方米都城的“双城结构”，让“最初中国”的轮廓重现人间；冯九生技师为保护朱书扁壶的朱砂字痕，徒手清理三个月……
“考古如人生，十次落空换一次照亮文明的光。”前辈的教诲在他耳边回响。是啊，没有“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着探索，怎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揭示中华文明的起源，需要的正是这份在漫长岁月沉淀中甘于寂寞、百折不挠地守护文明根脉的执着与坚守。
如今，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揭牌，这座再现“天文古国”“礼乐之源” 的土地，正将文明火种传递给新一代。陕亚斌深知，前辈的手铲已交到他们的掌心，他们的使命是接过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以手为尺，丈量文明厚度；以心为炬，点燃探索之光；以志为刃，劈开未知迷雾；用青春与汗水，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探索故事。（王昕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