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认同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凝聚发展的一个关键，也是中华文明探源的意义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说，从考古年代和地理位置、遗址性质、等级和内涵上判断，陶寺是同“尧都”最吻合的遗址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赵东辉 刘翔霄

游客在陶寺遗址博物馆参观（2024 年 11 月 12 日摄） 杨晨光摄 / 本刊

微风徐来，历史的尘息在旷野中飘散。

城墙、宫殿、龙盘，王族大墓、朱书文字、“古观象台”……行走于脚下这片黄土地，一处处遗迹如同阿拉丁神灯般，擦亮中华文明的早期进程。

这里是陶寺遗址，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以政治文明为中心的国家都城遗址的范例。坐落于山西省襄汾县塔儿山向汾河谷地过渡的黄土塬上的陶寺遗址，与浙江良渚、陕西石峁和河南二里头一起，并列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处都邑性遗址。

既然陶寺是一座都城，那它是谁的都城？与此相关，尧，是历史上怎样一位人物？

几代考古人通过“考古—文献—人类学”证实，陶寺社会至少历经400多年的历程，它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现象、精神标识，与“尧”“尧都”有着密切的印证关系。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进陶寺遗址，从历史的回响中，触摸中华文明起源的脉动。

大城初现

晋南地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古史记载，晋南是上古时期尧舜禹三代圣王都城所在，“中国”之名由此而来。这片古老的土地保留有7000年前到2000余年前的文化传统，被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誉为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是中华文明探源不可或缺的一域。

20世纪5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晋南地区寻找夏墟时，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在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一带，文物普查人员先是发现了大量类型一致的灰色陶片。陶片的分布区域很大，涉及多个村，引起考古工作者的注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遗址第五任考古领队高江涛说。

从陶片等残存的蛛丝马迹中，考古工作者抽丝剥茧、顺藤摸瓜，初步确定这是一处龙山文化时期重要遗址。此后，随着考古不断深入，陶寺遗址的规模、性质等相继获突破，并被确定为晋南地区首选发掘对象，为下一步考古打下基础。

1978年，陶寺遗址科学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正式启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重点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综合研究，一个史前时期的重大遗址渐渐浮出水面。

在这处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的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面积至少为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掩埋于黄土之下。大城之内有面积近13万平方米的宫城，宫城内又现面积达6500平方米的宫殿基址和近600平方米的夯土基址。其面积之大、规模之宏伟，轰动海内外。“4000多年前，能够修建这么大一座城池，意味着陶寺聚集着数量众多的人群，已经拥有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高江涛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认为，这是首次在中原地区发现夏王朝之前的超大型城址，考古学上把它称为王权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这座神秘的大城里，文明早期都城初创时的“空间样本”清晰可见。从废弃的城址上，考古人员陆续发掘出大城城墙、宫城、宫殿建筑、仓储区、大型墓地、统一管理的手工业作坊区和普通居民区等，表明大城的功能曾十分完备。此外，考古还发现了具有观象授时功能的大型建筑，以及地位凸显的宫殿区、等级分化明显的墓葬、标志身份的礼器群等，点点簇簇，诉说着此处不同寻常的过往。

“‘古观象台’等公共设施精准管理时空并服务于王权与社会，是陶寺作为早期国家科技与制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中华文明经天纬地的肇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遗址第四任考古领队何努说。

似曾相识

世界四大古文明中，为何唯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

塔儿山下，汾水之畔。陶寺遗址的作答润物无声。4300多年前，中华文明的图景发生变化。长江中下游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相继衰落，中原崛起，兴盛于黄河中游晋南盆地的陶寺文明脱颖而出。

“陶寺遗址考古发现了数量较多的、并非属于晋南地区文化系统的文化因素，其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文化品质十分鲜明。”高江涛说，若把史前文化格局比作“重瓣花朵”，无论地理位置还是核心实力，陶寺遗址都是当之无愧的“花蕊”所在。

在陶寺遗址出土的5500余件各类文物中，由东南西北、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文化因素在汾河岸边的陶寺经历了扬弃融合创新。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海岱地区的部分彩绘陶器、后石家河文化的玉兽面、甘青地区齐家文化风格的大双耳罐，从历史穿越到今天，共同描绘出陶寺文化的开放胸怀、多元面貌。

鼍鼓逢逢，回响古今。

在陶寺遗址出土的7大类29件古乐器中，包括两种仅见于古代文献的宫廷庙堂乐器——鼍鼓与特磬。相较于20世纪30年代在安阳殷墟商王陵发掘中的首次出土，陶寺的发现又把鼍鼓与特磬组合使用的历史提早了约千年。

“象征王权的礼乐器组合在这里诞生，逐渐演变为夏商周时期的礼乐器。”何努说，陶寺已有了早期王权国家和礼制制度的出现，这些因素被夏商周和后世所继承发扬，也是人们普遍认可的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之一。

考古发现表明，陶寺社会作风务实，致力于礼制的建立、实力的积蓄和可持续发展，有较为先进的政治文明形态，却无十分明显的文化强势扩张之态。

从一些墓葬细节，可以看出陶寺先民以礼治国、协和万邦的大政之道：各地常作为武器而存在的斧钺，在陶寺大墓中出现时尖刃向下、镂空雕漆，作为一种仪仗用具成排地沿墙摆放。大墓中还出土了拔掉獠牙的野猪下颌骨，以及两张折断的弓。

中华文明从起源阶段就具有“和合共生”的基因，在陶寺处处闪耀。

陶寺遗址为中华文明探源开辟了新天地，二十四节气、后世青铜时代的范铸技术、古代都城的规划理念都能在此得到追根溯源。

“陶寺宫城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明确带有围垣的最早宫城，其‘城郭之制’完备，成为我国古代重要都城制度内涵的重要源头。”陶寺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物保护科技研究院副院长王璐说，陶寺遗址的主体建筑居于核心区域，这种建筑理念一直延续到明清故宫。类似“东厨”的房址位于宫城主殿东侧，推测后世“东厨”的宫室制度由此开创而来。陶寺宫城南墙上的“阙楼”式门址，也与隋唐时期洛阳城应天门阙楼大体相近。

文明的进程，在陶寺踏出了坚实的一步。“陶寺的兴起，成为夏商周文明的直接前身，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重要开端。”高江涛说，它所呈现出的一种空前的文化延伸到了今天，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基础。

走出传说

“尧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以尧为代表的一个时代，代表着一个非常强大的族群、一个协和万邦的时代。”持有这一观点的高江涛等人认为，陶寺遗址应是以“尧或尧舜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都城。

文献记载，夏代之前，存在一个中华文明早期历史阶段。“百年中国考古学实践证明，那个时代确实存在，并且已经进入文明社会。”高江涛说。

从地理位置看，陶寺所处地带，正是古史记载的“唐地”“尧墟”所在，而“陶唐氏”正是指“尧”。

陶寺遗址考古发现了史前时期的早期文字或符号。对于其中一个字符的辨识，学界有共识，也有争议。晋南地方志资料显示，临汾市下辖的襄汾、曲沃两县方言称太阳为“窑窝”，与“尧王”发音相同。这一称谓极为特殊的方言，使用地域十分有限，与陶寺文化最核心区域即陶寺城址及其周边地区大致吻合。

何努等人据此推断，“窑窝”可能是“尧王”的音转，“尧王”来自陶寺先民对太阳的崇拜。另外，加之临汾古称“尧都平阳”，“陶唐氏”正是指“尧”，因此，“尧”字可能性较大。

古史记载，尧很重要的功绩便是观天测象、推算历法。如，《尚书·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史记·五帝本纪》帝尧“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考古工作者表示，这在陶寺遗址都有重要的物证发现和相关研究，能够与传统文献的记载相互印证。

苏秉琦先生对于陶寺遗址的历史定位是这样表述的，“大致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以及东方、东南方古文化的交汇撞击之下，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这时的‘中国概念’也可以说是‘共识中的中国’。”

中国考古学泰斗严文明先生也曾说，“最早的中国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现在从考古来看，可能尧都就在山西的陶寺”。

尧，创造了伟大的文明，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认同的一个文化符号、精神标识。

“族群认同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凝聚发展的一个关键，也是中华文明探源的意义之一。”王巍说，从考古年代和地理位置、遗址性质、等级和内涵上判断，陶寺是同“尧都”最吻合的遗址。

作为尧的继承者，舜的故事在晋南也广为流传。

临汾向南，便来到黄河之东留有舜帝犁沟、舜帝陵等诸多名胜的运城市。今天，人们在沉醉于历山脚下舜王坪那崇山峻岭、树木茂盛的自然风光之时，也重新吟诵起那首脍炙人口的南风歌。据《礼记·乐记》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也许，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禹和舜之间经历着怎样的一种转承关系。但是，禹的儿子启创立的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以它命名的“夏县”就坐落于今天的运城市。

夏县，古文献中记载的“禹都安邑”所在。考古证实，这方面积13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与“夏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夏县东下冯村发现了现存面积约110万平方米的夏时期遗址，这是目前晋南地区发现面积最大的夏商时期聚落之一，为解读晋南“夏墟”的历史内涵、阐释晋南地区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提供考古实证。类似惊人的发现，还在不断问世和揭秘中。

尧舜禹不是传说——随着越来越多考古发现的实证，我们将更多地触摸到那个时代的空谷足音。

（《瞭望》2025年第2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