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平衡历史真实与文学创作，更好地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在近日举行的第十三届八路军文化旅游节期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太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蒋殊做客新华访谈，分享了红色题材文学创作背后的故事。
新华网：您的创作生涯如何开始？为何在2015年选择以武乡籍抗战老兵为题材进行创作？
蒋殊：2012年之后，我逐渐意识到应该多撰写一些作品。我的第一本书《阳光下的蜀葵》于2014年正式出版。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八路军抗战时期的总部所在地仍有一大批抗战老兵幸存。在9月3日的天安门广场阅兵式上，最令我动容的是抗战老兵方阵。他们白发苍苍、饱经沧桑，但是他们再次身着军装，佩戴军功章，努力举起颤颤巍巍的右手，敬下一个庄严而神圣的军礼。那一刻，我深受触动，我想走近这些老兵。
后来，我看到一张五位抗战老兵身着军装的照片，下方说明显示，这五位老兵均是参加过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的，且都来自山西长治武乡。那一刻，我内心充满了自豪，因为我的故乡正是武乡。
对于那些普通战士，那些广大读者和观众不知道名字的人，他们眼中的战争究竟是怎样的？我觉得他们身上的故事应该被记录下来，他们身上承载着宝贵的历史，不应该被遗忘。因此，我开始走近他们、关注他们、书写他们。
新华网：在作品创作过程中，您如何收集素材和深入了解抗战老兵的故事？有哪些难忘的经历？
蒋殊：我创作《重回1937》这本书，其实不是靠书写和搜集故事就能够完成的。
自2015年10月起，我回到武乡，逐一走访这些老兵，面对面地聆听他们的故事，从他们身上挖掘那些珍贵的历史片段。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经历都令我特别难忘。比如，我回到武乡县民政局，向负责人询问，当年从这片土地上穿上军装，后来又回到这片土地上继续当农民的人，究竟有多少？他拿出一份名单，上面写着24个人的名字。但是拿起笔划掉两个，他说，不好意思，这两位刚刚去世。
我向他表明想要采访这些老兵。他一听我要采访，又拿起笔划掉了十几个名字，一边划一边说，这个重病卧床，这个患有老年痴呆，这个失去听力、这个没办法和你沟通交流……最终，在那份24个人的名单上，只剩下不到十个可以接受采访的老兵。他长叹一口气，说道：“这是一份一年比一年短的名单了。”那一刻，我的内心感到无比难过，也深刻意识到这份名单正逐年缩短，我是不是应该抓紧时间开展这项工作？
经过我的努力争取，这份名单最终扩展到了13位老兵。当我采访他们的时候，就感觉每一个人都闪耀着不屈精神，比如2015年采访的第一位老兵李月胜，他也是那份名单中唯一到100岁的，这位老人家说什么内容都非常云淡风轻。我问他：“你打了多少次仗？”他说：“记不清楚了，每天都在打仗。打仗就没有不受伤的，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后来他给我看了他腰部最重的伤，那颗子弹就卡在他的腰部，战争时期医疗条件有限，直到抗战结束也没取出那颗子弹，直到1953年，他才去长治市的医院，把那颗在他身体里驻扎了整整11年的子弹取出来。我问：“一颗罪恶的、冰冷的子弹在11年后带着老人的温度、血肉出现在和平年代的阳光下，您作何感想？”没想到，他还是那句：“这不算啥。”
这本书从选题、构思、创作、采访再到出版社出版，整个过程历时两年半。而当初答应接受采访的13位老兵，到书出版时，仅有六位健在，只有六位老兵亲手拿到了我的书。于是，我在剩下的七本书上，每本都写了一段话：“当初在你们家炕头上喝着小米粥的那位老人，当初在你们家院子里晒太阳的那位老人，当初在你们家地头耕种的那位老人，其实是一位令无数国人敬仰的英雄。”
新华网：您如何平衡历史真实与文学创作？如何带动读者走进那段红色记忆深处？
蒋殊：我们的创作属于文学作品范畴，不是文史、党史资料。创作基础必须确保真实，因为它具有史料价值，但是表达方式是文学的表达。史料重在真实记录，而文学作品则不同，它并非单纯还原战争的全貌，而是更多关注战争背后的人。
我所书写的这些普通老兵，他们原本都是普通的农家孩子，但最终他们都成长为一名英雄的形象。因此，我认为文学作品更多地应当表达这些内容。从这个角度出发，文学作品或许更容易吸引读者，使他们更愿意跟随作者的脚步，深入老兵们的内心世界，去了解他们情感的温度。
新华网：在您看来，武乡红色文化有哪些独特的特点和价值？
蒋殊：武乡是八路军曾经驻扎和战斗过的地方之一，这使得武乡在弘扬太行精神、传承八路军文化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武乡的文化传播渠道也比其他地方更丰富，比如，位于武乡的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山西太行干部学院，每年吸引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境外人士前来参观学习。当人们走进这片土地，他们能够深入了解珍贵的历史故事和精神内涵。
新华网：未来您打算从哪些新的角度或主题围绕红色文化进行创作？
蒋殊：这十年来，我一直关注着抗战老兵群体，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接下来的阶段，我计划对关注视角进行适当调整。之前，我们主要聚焦于挖掘80年前的故事，下一步，我们将致力于传承太行精神。
2025年我有两本书即将出版。其中一本名为《时隔80年的对话》，这本书的每一篇文章都分为80年前和80年后两部分，前面讲述80年前的故事，后面则聚焦于80年后的现状，重点落在80年后。比如，曾经发生过战斗的小村庄如今变成了什么样子？如今那个村庄里的人们又在传承什么、做着什么？
另一本书名为《少年之约》，这本书也是对太行精神的传承。在这本书中，我写了15个80年前发生在少年身上的故事，并邀请15位现在和他们同龄的少年，让他们讲述那些曾经和他们同龄的少年的故事，并记录自己内心的感想，再表达自己的誓言和决心。这本书实际是一场时隔80年后两代少年的隔空对话，让今天的少年了解80年前同龄孩子们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2025年，我重点通过这两本书，在传承太行精神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步伐。
新华网：作为作家，您认为应该怎样让更多年轻人拥抱红色文化，传承红色精神？
蒋殊：从作家以及文学创作的角度而言，文学创作不仅仅局限于完成一本书的撰写，作家还应当带着作品走进青少年群体。作家可以将书中的故事以另外一种形式呈现出来，与读者朋友、青少年群体面对面交流，用作家的视角讲述那些故事。
比如，孩子们在阅读书籍时，对于一些内容，他们非常愿意与作者互动。因此，近几年我带着我的书走进青少年群体，把我想表达的内容以及那些曾经感动过我的前辈们的故事，再次讲述给青少年们，通过他们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